行業概述
定義與分類
地攤經濟的定義存在狹義與廣義兩種統計口徑。狹義層面，指在城市街道、廣場、市場等公共場所設立的臨時性商業攤位，以固定攤位為核心形態，具有低門檻、靈活性高的特點，又稱為“流動攤販經濟”或“街頭小販經濟”，主要出售各類商品和服務。廣義層面則涵蓋非正規經濟范疇，作為社會經濟的“毛細血管”，具有社會生態位適配性、個體價值實現路徑多樣性及經濟系統韌性補充功能，填補“低價高頻剛需”與“個性化體驗”之間的斷層，涵蓋現制小吃、原創手作、早餐車等多種靈活形態。
分類采用“經營形態+消費場景”雙維度體系。在經營形態維度，可分為固定攤位、流動攤販、夜市集市及主題市集（原創力文檔，2025）。消費場景維度則體現為多樣化的場景適配，如基于時段性聚集特征的“潮汐攤位”、依托汽車空間的“后備箱市集”，以及滿足夜間消費需求的夜市、聚焦特定主題的文創市集等。從經營品類看，傳統地攤以食品飲料（占比38%，其中小吃類超60%）、日用品（25%）、服飾類（18%）為主，而新型地攤則涌現出文創產品等品類，年增速達25%，成為增長最快的品類（原創力文檔，2025）。
傳統與新型地攤的核心差異主要體現在經營形態與消費場景的創新上：傳統地攤多以固定攤位或流動攤販為主要形態，商品品類集中于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食品、日用品；新型地攤則以主題市集、文創市集等為代表，結合潮汐攤位、后備箱市集等新興消費場景，更注重個性化體驗與場景化消費，且在商品調整策略與市場響應速度上表現出更高的靈活性，可快速適應市場需求變化。
發展歷程
中國地攤經濟的發展歷程以“政策松綁-技術賦能-消費升級”為主線，歷經多階段演進，2024-2025年進入“規范化與活力平衡”的新階段。
政策松綁驅動萌芽與初步發展（改革開放初期至21世紀初）
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代末），隨著個體經濟政策松綁，地攤經濟以小規模、低成本、靈活經營的特點迅速普及，主要銷售農產品、日用品，成為城鄉居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1990年代中期，消費需求升級推動地攤經濟向多元化拓展，文化、創意元素融入，特色手工藝品、民俗用品等成為銷售主體，標志著從基礎零售向差異化消費的轉型。
技術賦能與政策規范并行（21世紀初至2020年）
21世紀初，互聯網普及與電子商務興起為地攤經濟注入技術動能，線上線下融合模式逐步形成，創業者通過線上引流、線下交易拓展發展空間。政策層面，2010-2020年進入“規范期”，地方政府治理從“驅趕”轉向“疏導”，成都、杭州等城市試點劃定經營區域并推行“柔性執法”，制度紅利逐步釋放。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首次明確鼓勵地攤經濟，2018年國家發改委等部門聯合發文支持有條件城市發展，政策松綁持續深化。
疫情催化下的爆發增長（2020-2023年）
2020年新冠疫情沖擊下，地攤經濟因低門檻、高靈活性成為“穩就業”關鍵抓手，各地密集出臺支持政策。當年6-8月全國短時間內創造超10萬個就業崗位，市場規模達2萬億元，同比增長33.3%[4][7]。2021年國務院文件進一步鼓勵“地攤經濟”“夜市”等新型消費模式，夜間經濟與特色市集成為消費升級重要載體[4]。2023年市場規模達5000億元，同比增長35%，直接帶動就業超200萬人，間接帶動超1000萬人，但仍存在市場分散、產品附加值低等問題。
規范化與活力平衡新階段（2024-2025年）
2024年地攤經濟市場規模突破1.2萬億元，政策支持更趨細化，行業進入“規范化與活力平衡”發展階段。此階段呈現兩大特征：一是監管規范化，“攤亮碼”等數字化監管工具推廣，實現經營信息透明化與合規管理；二是市場活力提升，品牌化趨勢顯現，打破以往“缺乏大型連鎖品牌”的格局，高附加值、特色化產品占比提升。技術賦能持續深化，移動支付與數字化管理工具普及提升經營效率，消費升級則推動地攤經濟從“基礎供給”向“品質體驗”轉型，形成規范化監管與市場活力的動態平衡。
行業發展現狀
市場規模與增長
中國地攤經濟市場規模的統計數據存在顯著差異，核心原因在于統計范圍的不同。狹義統計口徑通常僅涵蓋經規范登記或固定區域的地攤攤位，而廣義統計則可能包含流動攤販、臨時交易等非正規經濟活動，二者在統計邊界和覆蓋對象上存在明顯區別。
核心數據與備注說明
• 2024年市場規模：
按狹義統計口徑（僅含固定攤位），市場規模為1.2萬億元人民幣（智研咨詢）；若采用廣義統計口徑（包含非正規經濟范疇），規模可達37.54萬億元人民幣。
• 2025年預測規模：
基于狹義口徑，預計2025年末市場規模將突破1.6萬億元人民幣，年均復合增長率約12%。
消費需求對地攤經濟的支撐作用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居民收入增長5.1%，這一增長為地攤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消費需求基礎。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穩步提升，大眾對平價、便捷消費的需求持續釋放，地攤經濟憑借低成本、多樣化的商品與服務組合，有效滿足了消費升級過程中的差異化需求。以餐飲類地攤為例，2023年通過外賣平臺的地攤餐飲訂單量達12.8億單，同比增長32.5%，客單價從2020年的28元提升至35元，直觀反映出消費需求對地攤經濟規模擴張的直接拉動作用。
2025-2030年增長趨勢預測
綜合行業發展動態與消費市場特征，預計2025-2030年中國地攤經濟市場規模將保持年均8%-12%的復合增長率。這一預測基于以下支撐因素：一是政策環境持續優化，各地對地攤經濟的規范化引導與支持力度加大；二是消費需求韌性較強，平價消費市場空間廣闊；三是地攤經濟模式創新加速，線上線下融合（如外賣平臺合作、直播帶貨）及細分品類拓展（如預制菜快閃攤、銀發經濟相關產品攤位）進一步激活市場活力。若按此增速，到2030年，狹義口徑下的地攤經濟市場規模有望達到2萬億元以上，廣義口徑下的規模將進一步擴大。
區域分布特征
中國地攤經濟的區域分布呈現顯著差異，這種差異可通過“經濟密度-政策支持-消費習慣”三維框架進行系統性解析。從經濟密度看，東部沿海地區憑借人口集聚與經濟活力成為地攤經濟核心區域，其中華東地區占比32%，華南地區25%，華北地區18%，三者合計占比超75%，形成明顯的“東部集聚效應”。城市層級差異進一步凸顯經濟密度影響：一線城市依托龐大人口基數與消費能力，市場規模顯著領先，如北京一地即承載數十萬個體經營者就業；新一線城市則以15%的年均增速成為增長主力，成都、西安等地憑借人口紅利與夜間經濟活力，規模占比已達38%。
政策支持層面，東部地區以規范化管理為核心特征，形成“政策引導-精細治理”模式。例如，杭州推出“移動惠民車”實現流動攤位標準化運營，上海試點夜市免費攤位降低經營門檻，重慶開放萬平步行街場地拓展經營空間，成都實施“潮汐攤位”動態調整攤位布局，西安推行“社區共治”模式平衡市容與民生需求。這些政策不僅提升了地攤經濟的合規性，還通過“以點管攤”等創新機制優化管理效率，如浙江武義縣采用該模式后，投訴率下降26.5%，并帶動1000余人就業。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更注重釋放下沉市場潛力，政策聚焦“就業增收-特色培育”。貴州黔東南州依托“村超”“村BA”流量紅利，新增地攤就業崗位1500余個，幫助5000余人就近就業；四川劍閣縣“幫幫攤”項目覆蓋185家攤位，實現經營者人均月增收3000元；南寧則通過培育寵物地攤等特色業態，挖掘細分消費需求。
業態結構分析
當前中國地攤經濟業態已形成“傳統剛需+新興體驗”的多元化矩陣。傳統剛需品類以餐飲、日用品、服裝為核心，其中餐飲類占比顯著領先，根據行業數據，其占比超33%，部分統計口徑下更高達45%，食品飲料類細分占比約38%，且小吃類占食品類超60%。這一現象主要源于即時性消費需求的驅動：美食類攤位提供烤串、煎餅果子、臭豆腐等即食性商品，契合消費者對便捷、快速餐飲的需求，尤其在夜間消費場景中（占比65%）及節假日（銷售額達平日2-3倍）表現突出。此外，部分傳統餐飲品牌通過“高品質平價化”策略實現升級，如鄭州永和鉑爵國際酒店推出38元小龍蝦、48元醬豬蹄等產品，依托中央廚房標準化生產與O2O2O模式（線下體驗+線上復購）提升競爭力。
新興體驗類業態中，文創類增長尤為顯著，年增速達25%，其驅動因素主要包括個性化消費需求與文旅融合趨勢。一方面，消費者對個性化產品的偏好推動了文創手作體驗攤、國潮美學飾品攤等業態發展，例如非遺纏花制作、流體熊DIY、故宮文創風書簽、敦煌元素絲巾等項目，通過設置體驗區或文化講解卡片增強互動性。另一方面，文旅融合成為重要增長引擎，如南京老門東市集、南藝后街文創市集匯聚非遺傳承人、獨立藝術家，將剪紙、金陵面塑等傳統技藝與現代創意結合，游客可參與手工制作、觀賞街頭藝術表演，甚至延伸至外秦淮河游船等場景，形成“文化+消費”的復合體驗。
盡管業態多元化發展，同質化競爭風險仍需警惕。小吃類攤位重復率較高，烤串、麻辣燙等傳統品類在各地地攤中頻繁出現，部分區域同類小吃重復率超40%，可能導致消費者審美疲勞與市場競爭加劇[1]。此外，服裝類地攤中女裝占比達55%，男裝20%，品類結構單一問題亦較為突出，需通過差異化定位與創新運營模式緩解競爭壓力。
政策環境分析
國家政策框架
中國地攤經濟的國家政策框架呈現出從傳統“管控”向“疏堵結合”的系統性轉變，這一轉變反映了政策邏輯對經濟活力與社會治理平衡的動態調整。政策演進可追溯至2018年，國家發改委等部門首次明確鼓勵有條件的城市支持地攤經濟發展，而2020年新冠疫情成為關鍵轉折點，地攤經濟被定位為推動消費增長的重要引擎，各地政策支持力度顯著加大。同年6月，中央文明辦明確不再將“馬路市場”納入文明城市考核，從制度層面為地攤經濟松綁，標志著政策導向從限制管控轉向包容規范。此后，政策持續優化，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將地攤經濟列為“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的重要補充，形成“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系統性支持體系。
“放管服”改革是降低地攤經濟準入門檻的核心機制，通過簡化審批、彈性供給與政策激勵三方面協同發力。在簡化審批方面，政策明確要求優化注冊流程，部分城市允許住宅地址注冊營業執照，并通過頒發臨時營業執照保障從業者權益，大幅降低了經營主體的制度性成本。彈性攤位供給方面，全國新增地攤經營區域面積超5000萬平方米，住建部推動城中村改造釋放公共空間，為超百萬商戶提供了穩定經營場所，實現了空間資源的靈活配置。政策激勵工具包括稅收減免（全國地攤商戶平均稅負降低30%，小規模納稅人月銷售額10萬元以下免征增值稅）、金融扶持（創業擔保貸款最高額度30萬元，財政貼息50%，2025年相關貸款規模增長超30%）及租金補貼，多維度降低了經營成本。
地方創新實踐
各地在地攤經濟治理中探索形成“空間疏導型”“數字賦能型”“文化融合型”三類創新模式，通過差異化路徑實現規范與活力的平衡。
空間疏導型：潮汐攤區的分時分區治理
以“潮汐式”空間管理為核心，通過劃定時段、區域實現動態疏導。山東省任城區規范設置15處潮汐攤區，涵蓋臨時攤點群、便民疏導點、夜市等類型，根據區位特征差異化配置經營范圍與時段：如越河南便民潮汐攤區聚焦早間蔬菜零售（06:00-12:00），核桃園夜市則主打夜間小吃餐飲（17:00-23:00），蘇寧夜市經營時段延長至凌晨1:00以滿足年輕消費群體需求。浙江省武義縣針對工業園區推出“潮汐攤位”，采用“攤主自治+國企主管+執法兜底”機制，輻射16條街500余家企業，解決近2萬員工就餐問題，周邊市容投訴率下降50%。微山縣在社區廣場、背街小巷規劃4處潮汐攤區，提供460余個攤位，群眾投訴率下降54.13%，行政處罰率下降62.5%。此類模式適用于人口密度波動大的區域：工業園區通過錯峰設置解決員工用餐剛需，居民區依托“早市+晚市”滿足便民消費，文旅商圈則通過夜市延長消費時段，實現“還路于民”與“便民利商”的動態平衡。
數字賦能型：技術驅動的精細化監管
借助數字化工具實現全流程監管與服務升級。汕頭市在萬象城、小公園開埠區試點AI智能監控廣播系統，采用雙云臺智能球機全天候巡查，自動識別流動攤販占道經營并閉環處置，運行一個月后高峰期違規行為下降約80%。安徽省肥東縣開發“攤亮碼”數字監管平臺，整合攤主健康證、食品安全承諾書、信用積分等信息，消費者可掃碼查詢與投訴，487個攤位納入管理后食品安全抽檢合格率達96%。康巴什區依托“多多評·碼上生活”平臺開發“攤位管理碼”，實現商販掃碼經營、執法動態監管、市民實時監督，累計增設便民攤位500余個。該模式適用于主城區核心商圈、交通樞紐等監管壓力大的區域，通過技術手段降低執法成本、提升響應效率，同時保障經營透明度與消費安全。
文化融合型：在地文化與消費場景的融合
通過地攤經濟與城市文化、旅游資源的深度綁定，打造特色消費場景。內江市規劃吾悅廣場后備箱市集、完善石羊大道騎行道設施，推動夜間經濟與城市休閑功能融合。大理市以“醉美·夜大理”系列活動為載體，在廣場、公園設置夜間特色市集，明確“定時間、定地點、定業態”管理原則，培育兼具白族文化特色與現代消費體驗的夜市品牌。武夷山市結合春節傳統，設置春聯、農副產品、花卉苗木等主題臨時攤區，在保障年貨供應的同時傳承民俗文化。此類模式適用于文旅景區、歷史文化街區及商業綜合體，通過文化IP賦能提升攤位吸引力與消費黏性，形成“地攤經濟—文化展示—旅游消費”的良性循環。
可復制經驗總結
各地實踐中形成多項普適性機制：一是“協作治理”機制，如武義縣組建16個攤主自治小組開展自我監督，引入第三方公司實行“四定”管理（定區域、定時間、定業態、定責任），推動流動攤投訴率下降26.5%；二是“規范準入”制度，杭州錢塘區推行“移動惠民車”統一外觀編號、攤主著裝及證照公示，試點半年后無證攤販投訴下降72.2%；三是“民生導向”支持，四川劍閣縣推出“三免攤位”（免攤位費、管理費、稅收），對接東部工廠提供“零押金”供貨與貨物補貼，帶動300余人就業，人均月增收超3000元。這些經驗為不同資源稟賦城市提供了差異化參考路徑。
政策效果數據顯示，試點城市攤位營收平均增長40%，靈活就業滿意度達82%，較傳統就業高15個百分點（中國商業聯合會，2025；人社部調研，2024）。
技術創新與應用
數字化管理工具
數字化管理工具通過技術滲透重構地攤經濟的運營與監管模式，其效率提升路徑主要體現在交易流程優化、供應鏈動態調整及營銷渠道拓展三個維度。在交易環節，移動支付的普及顯著縮短交易時間，2024年地攤交易中移動支付滲透率已超95%，其中支付寶占比58%，微信支付占比42%，形成“無現金交易”主導格局。杭州等地探索的“地攤+直播”模式進一步將支付行為與會員體系結合，通過掃碼支付積累用戶數據，復購率提升65%，實現交易效率與客戶粘性的雙重提升。
綠色與可持續技術
在中國“雙碳”目標戰略背景下，地攤經濟的綠色轉型已成為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趨勢，其必要性源于政策導向與市場需求的雙重驅動。政策層面，政府通過節能減排補貼、稅收優惠及招標規范等多重手段推動環保轉型，例如環保可降解材料技術要求已被寫入70%的相關招標文件，形成明確的政策約束與激勵機制。市場層面，消費者對綠色消費的偏好顯著提升，超過60%的消費者愿意為綠色地攤產品支付溢價，形成倒逼攤主采用環保措施的市場動力。
從運營成本角度看，環保攤位較傳統攤位展現出長期成本優勢。數據顯示，參與節能減排政策的地攤主平均能耗下降20%，運營成本降低約10%；成都新能源攤車試點案例中，成本進一步降低20%，碳排放減少40%，驗證了綠色技術對成本控制與環境效益的雙重優化。此外，新型便攜式太陽能板、智能溫控設備等技術的應用，帶動整體節能減排效率提升15%，進一步強化了環保攤位的成本競爭力。
“地攤碳中和”路徑可通過技術創新與模式優化實現，具體包括三方面：一是環保材料替代，環保材料在攤位制作中的應用逐步推廣，其市場滲透率于2024年突破30%，年均增長15%，主要涉及可降解餐具、再生布料攤位布等，預計可降解包裝使用率將從當前的20%提升至50%；二是新能源設備普及，以新能源車后備箱攤位為代表的新興業態載體快速發展，新能源攤車普及率已達35%，續航能力達150公里并支持冷藏功能，配合便攜式太陽能板等設備，有效降低碳排放；三是共享綠色服務，如共享冷庫服務已覆蓋20個城市，將生鮮損耗率降至5%，結合智能溫控設備等技術應用，形成全鏈條低碳運營模式。上述技術路徑的協同應用，推動地攤經濟向低碳化、可持續化轉型，為實現“地攤碳中和”目標提供實踐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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